公元885年，唐朝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局面。那一年，大唐帝国由两位皇帝共同统治。唐僖宗李儇终于在正月时回到了长安，结束了他在成都避难四年的日子，并宣布改元为光启。光启的寓意是开启光明的未来，象征着帝国的复兴与希望。终于太原炒股配资，黄巢之乱的余波被平息，唐朝似乎有了恢复生机的机会，朝廷期盼着能迎来新的鼎盛时期。
然而，理想的光明前景与现实的艰难困境之间，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。经过了黄巢之乱，藩镇势力的膨胀使得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日益削弱。朝廷在没有足够兵力和财政支持的情况下，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，奸臣权臣横行，朝政腐败，百姓疾苦。原本被寄予厚望的“光启”年号，变成了许多人心头的叹息。
二月，秦宗权，这位奉国军节度使，突然在蔡州举起反旗，自立为帝，称帝后的国号为“大齐”。这一举动让人啼笑皆非，秦宗权竟然模仿黄巢的做法，直接把国号定为“大齐”，似乎想借此向昔日的乱贼黄巢致敬。这个决定不仅荒唐可笑，秦宗权的政治眼光也显得极为短视。他原本依靠忠武军内乱的机会上位，在军事上尚有一定才干，手下更是不乏勇猛将领。然而，称帝后的秦宗权，似乎仅仅满足于权力的拥有，且极度缺乏治理国家的远见，除了杀戮与破坏，并没有任何长远的建设性计划。
展开剩余69%朝廷对秦宗权的称帝行径极为愤慨，立刻派出感化军节度使时溥带领各地藩镇联合征讨。时溥之所以被委以重任，是因为他曾奉命剿灭黄巢，立下赫赫战功，深得朝廷信任。然而，面对实力强大的秦宗权，时溥感到深深的畏惧，不敢主动出击，只能在徐州一带遥观事态发展。
随着秦宗权自立为帝，周围的诸多地区开始受到威胁。光州刺史王绪因抵抗秦宗权而失去领土，不得不一路南逃，最终几名随行的王姓部下在福建一带建立了闽越政权。陈州的赵犫，曾是抵御黄巢的重要人物，竟也几乎在这次政变中丧命。幸好，朱温及时出手相救，赵家人从此誓死追随朱温。在这场混乱的漩涡中，秦宗权意识到朱温对自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，因此将攻击重点转向了汴州，展开了长达三年的攻伐。
秦宗权的军队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残暴的存在之一。每当行军出征，他的军队不顾后勤保障，常常直接携带着盐腌尸体的大车作为食物来源。秦宗权的军队通过肆意掠夺和残杀，迅速将大范围的土地变成无人区，河南、湖北北部和淮南地区，几乎成了人迹罕至的死地。随着兵力的压迫，战火不断蔓延。
与此同时，朱温逐渐成为了抵抗秦宗权的核心人物。他借着与秦宗权作战的机会，巧妙地向朝廷争取权力与资源。朝廷见时溥迟迟不采取行动，于是在光启四年（888年）将其替换为朱温。朱温则迅速扩展势力，控制了洛阳和滑州等地，尤其是河南尹张宗义的支持，使得朱温的经济基础愈发强大。
经过三年的持续战斗，秦宗权的力量开始出现裂痕，部分精锐部队被派往淮南，搅乱了江浙一带。而他的大本营蔡州也因为长时间的战争消耗而陷入困境。朱温本可以趁机集中兵力，攻下蔡州，但他听从了谋士敬翔的建议，决定暂时放过秦宗权，继续扩展自己的地盘。这个阳谋十分巧妙，借着攻打秦宗权的幌子，朱温不断增强了自己的实力，同时还利用这一局势招募了大量兵力，为未来的更大计划铺路。
在887年，朱温联合兖州的朱瑄和朱瑾兄弟，成功击败秦宗权的军队。888年，联军又在龙陂大败秦宗权，将其逼入了蔡州城下，经过几个月的围困，秦宗权的军队终于耗尽了所有弹药和粮草，城池濒临崩溃。
十二月，秦宗权的部将申丛和郭璠终于反水，将他捆绑送往汴州。第二年初，朱温将秦宗权囚禁送至京师。此时，唐朝的皇帝已经换成了唐昭宗李晔。李晔下令京兆尹孙揆亲自执行死刑。孙揆作为一位老资格的官员，行刑经验丰富，他指挥刽子手处决了秦宗权，整个过程一度因为刽子手失误而拖延，孙揆亲自示范，才终于将其杀死。
当时长安城西南的独柳树下，是一处知名的处决地点，许多罪犯都在此丧命。临刑时太原炒股配资，秦宗权在槛车中挣扎着向孙揆辩解：“尚书大人，您看我秦宗权真的是叛贼吗？我不过是忠心报效朝廷，无路可走罢了。”这种滑稽的辩解不仅未能获得同情，反而引得围观百姓捧腹大笑，成为长安城许多年来的笑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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